每日意图洞悉人性的幽微和光亮ID：luobin_meiriyitu巴托比，美国文学巨擘梅尔维尔笔下一位以“我宁愿不”来拒绝一切的诡异角色，竟跃出纸页化身为一种病毒，弥漫在文学世界中，让众多作家无法下笔。得上巴托比症的人都无药可治，而任何抵抗此病的举动亦是徒劳。其症状是：一举成名便再无作为，以各种借口拒绝创作；热衷他业而荒废写作；追求完美而不敢提笔；躲避读者，甚至不以真名示人，行踪诡秘。本书的叙述者是便是一位“巴托比”患者，他年轻时曾写过一本小说，但因为某种心灵创伤，他拒绝再写。直到某一天，他开始写日记，记录那些和他同病相怜的作家封笔之谜。巴托比症候群（节选）恩里克?比拉-马塔斯我今天醒来得非常早，准备吃早餐的同时，我一直想着那些不写书的人。突然间我惊觉，事实上超过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天性都倾向“不做”，就好像那些巴托比作家一样，倾向“不写”。可能是这么惊人的比例让我感到紧张，我开始做一些卡夫卡也可能会做的动作：拍手、两手互相搓揉、缩缩头耸耸肩、趴在地板上、跳一跳、准备好跳起来接球或是丢球……我想起卡夫卡，也想起他笔下一个“饥饿艺术家”的故事。这位艺术家总是拒绝进食，他觉得维持空腹是件不得不做的事。我接着想起故事中的一幕，有位巡察员问他为何拒绝吃饭，这位艺术家好似惟恐看护听不见，凑上前去，在他耳边悄声说，他总是找不到喜欢吃的食物，所以只好一直饿着肚子。我又想起另外一位总是说“不”的艺术家，他也是卡夫卡笔下的人物。故事里，他被称作“梯子上的艺术家”，因为他拒绝双脚触地，日日夜夜在梯子上不肯下来，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待在高处。和巴托比从来不离开办公室，连星期天也待在办公室一样。回味完这两个经典的故事，我发现自己还是不能放松，甚至有些激动。于是我说服自己或许出去走一走、透透气就会好多了。我可以和门房打声招呼，和报摊老板聊聊天气，或是去超市买买日用品。然后，在收银小姐问我有没有会员卡的时很干脆地说“没有”。我突然想到，为了尽可能克服自己胆怯的个性，我还可以趁机对身旁这些人做个简单的问卷调查，找出他们为何“不写”的原因，再看看他们各自“赛勒瑞诺叔叔”型的借口都是什么。现在将近中午十二点，我已经强迫自己站在街角的书报摊前。有位女士正翻着一本西班牙名记者罗莎·蒙特罗的书，读着封底上的简介。我慢慢走向她，当我猜想自己应该已经破除了一点那种对陌生人的心防之后，便直截了当地切入主题问她：“您为何不写作呢？”女人啊，有时候真是令人难以捉摸。这位女士听到问题后，以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我，接着给了我一个微笑，对我说：“您真是有趣。不过，您倒是说说看，为什么我应该写作呢？”书报摊老板听见了我们的对话，在那女人走了之后，对我说：“这么快就跟人家搭上讪了？”他那种男人间专属的暧昧眼光让我觉得很不愉快。但我依然决定把他纳入我调查的对象，于是我也问他为什么不写作。“我想我还是卖书就好。”他这么回答我。“因为卖书比写书轻松，是吗？”我颇为恼怒地说。“若你想听实话，那么我告诉你，我其实比较偏爱用中文创作。因为我这人喜欢加加减减还有赚钱。”这老板还真的把我弄迷糊了。“你的意思是？”我问他。“其实也没什么。我的意思是说，要是我在中国出生，我是不会介意写作的。你知道，中国人是很聪明的，他们写字是从上到下的，好似最后要把所有东西都加总一样。”这老板真的把我惹毛了。当时他太太就站在他身旁，听完先生的笑话后竟也哈哈笑了出来，这更让我怒不可遏，所以我比平常少买了一份报纸。然后，我也问了他太太一样的问题。她太太被我问了之后陷入沉思。有那么一会儿，我好生期盼她会给我一个比较有建设性的答案。最后她终于对我说：“因为我不懂。”“不懂什么？”“写作啊。”鉴于我终于得到一个有效的回答，我决定今天就到此为止，改天再继续做问卷调查吧。到家后，我在报纸上看见贝尔纳多·阿特萨卡作出几则令我相当震惊的声明。这位来自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作家竟表示自己不再有写作欲望了：“就和那些歌手说的一样，经过二十五年专业写作生涯，我发现自己越来越难找到能够促使我提笔的动力与灵感。”不难判断，阿特萨卡已经出现巴托比的初期症状。他说：“不久前，有位朋友告诉我，今日的写作已变成一件需要体力更胜于想象力的工作了。”以阿特萨卡的意思，是指他必须不断耗费体力应付接踵而至的采访、聚会、研讨会以及媒体发布会。他质问作家到底要多大程度上涉入社会和媒体。“从前，这些是无关紧要的，如今却变成是最基本且不可避免的。我察觉大环境已经变了。我发现有一类作者已经从这个社会中消失了，例如像莱奥波尔多·玛利亚·帕内罗这种之前算是‘独立作家论坛’成员的作家。此外，文学营销的方式也已经改变。那些得奖的作品，在我看来都已经沦为笑话和谎言了。”面对这些社会现象和风气，阿特萨卡索性宣布再写最后一本书后，便将封笔退出文坛。这个决定对他而言，好像是个不值得大惊小怪的结局。他说：“不必感到悲伤。这只是一个面对改变而勇敢做出的决定。”最后，阿特萨卡表示将在封笔后，改回本名何塞巴·伊拉苏。对阿特萨卡这种不从流俗、带点叛逆性质的声明，我个人倒是相当敬佩。这令我想起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曾说：“叛逆是什么？就是勇于说‘不’。”接着我又因为阿特萨卡改回本名这件事，想起保加利亚剧作家伊利亚斯·卡内提说过，恐惧的人会编造各种姓名来使自己忘却恐惧。意大利学者克劳狄欧·玛格利斯也曾对这句话有所评论，认为这句话恰恰能够解释为何人们旅行时总喜欢逐一记下火车抛在身后的每个站名。旅行者之所以如此有次序、有节奏地将无用的地名一个个记录下来，只因为这个小动作能够让自己感到安心满足。英国小说家安东尼·伯吉斯笔下的一个角色—恩德比先生，也总是在旅途中记下所有经过的火车站名。只是旅行到最后，恩德比却进了精神病院。在治疗期间，医生们为了控制恩德比的病情，决定不断更改他的名字。他的心理医生这么解释：“因为恩德比这个名字，说明了他的青春期至今尚未结束。”我自己也常常发明一些名字来娱乐自己。虽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依旧感到紧张，但自从我决定称自己为瓦特翻版后，我觉得活得更自在了。《巴托比症候群》蔡琬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