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4月20日，科罗拉多州，哥伦拜恩高中。
学生们一边上课一边期待着三周后的暑假。
一切似乎都与平常无异，然而没人能预料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惨剧将成为很多人一生的噩梦。
上午11点，两名12年级的学生埃里克（EricHarris）和迪伦（DylanKlebold）带着枪械和爆炸物进入哥伦拜恩高中，大规模校园屠杀就此拉开序幕。
从食堂到楼梯间再到图书馆，短短的血腥一小时让整个校园沦为人间地狱，一共有12名学生和1名老师死亡，24人受伤。最后，两名枪手饮弹自尽。
不幸中的万幸，由于爆炸失败，这次校园屠杀并未如枪手计划的那样造成更大伤亡。尽管如此，哥伦拜恩事件仍然成为了美国21世纪之前最为惨烈的校园枪击案。
一、事发当天
苏珊至今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那个曾经乐观可爱的儿子会成为制造惨案罔顾人命的校园枪击案凶手。
4月20日午后，苏珊正准备离开办公室去参加一个残疾人培训项目的政府会议。这时，语音信箱中出现了丈夫的留言，“苏珊，紧急情况，赶快给我回电话！”
丈夫的声音透露出一种痛苦，苏珊心脏急速跳动，双手颤抖，她感到无数根针正在刺穿她的皮肤。“是孩子们出事了吗？车祸？”苏珊一边猜测一边连忙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快听电视里的报道！”丈夫把听筒凑向了电视，一片惊恐的叫声。
“到底发生了什么？”苏珊嘶吼着。
丈夫说，小儿子迪伦的一个朋友打来电话，说是学校里发生了枪击案，枪手穿着黑色风衣，正在扫射人群。儿子的朋友知道迪伦和埃里克都有黑色风衣，而且他们今天上午都没来上课。丈夫说，要是能在家里找到迪伦的那件黑色风衣，那就证明迪伦与正在发生的枪击案无关。可是，在丈夫差点儿把房子都拆了之后，那件黑色风衣也没找到。
（左边是埃里克，右边是迪伦）
儿子会是枪手吗？苏珊不敢相信自己竟然不信任那个自己养育了18年的孩子，她为这种怀疑感到些许羞愧。可是，当穿着防弹衣的SWAT特警小组闯进家门搜寻枪支和爆炸物时，苏珊的最后一丝幻想被彻底击碎了。
那天傍晚，有人告诉苏珊，迪伦确实已经死了，但怎么死的并不清楚。
第二天早上，迪伦和埃里克被正式确认为哥伦拜恩校园枪击案的两名枪手。电视中不断滚动的新闻，小镇上空盘旋着的直升机，家门口逡巡的采访车，这一切都在告诉苏珊到底发生了什么：迪伦和埃里克疯狂枪杀了12名学生和1名老师，24人受伤，之后他们两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事发现场的监控录像，左边是埃里克，右边是迪伦）
从那一天开始，苏珊没有一天不是活在悲伤、愧疚和困惑之中。然而，作为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同时也是杀人恶魔的母亲，苏珊丧失了像其他受害者父母那样纯粹悲伤的权利，强烈的负罪感迫使她去找寻儿子成为恶魔的真相。
二、拼凑记忆
迪伦到底是怎么变成这样一个杀人犯的？
苏珊试图拼凑起迪伦从小长大的各个瞬间，想找到自己的教育到底哪里出了错。
（苏珊与儿子迪伦）
小时候的迪伦是个特别好养的小孩。
蹒跚学步时，他就是一个注意力集中、做事很有条理的孩子，喜欢折纸和乐高，可以一连几个小时专注地拼图。
三年级时，他被选入学校的“资优生项目”（giftedprogram）。从那时起，迪伦就成了爸爸最投契的国际象棋伙伴。
平时，迪伦和哥哥最喜欢玩的游戏是在后院扮演超级英雄。他还参加了少年棒球联盟。
十几岁时，迪伦的性格和行为开始发生变化。也许是因为青春期吧，他变得极为羞涩，不喜欢成为众人焦点的感觉，哪怕是拍照片，他也会感到不舒服，总是想方设法地躲开。
初中时，迪伦不再那么喜欢学校了。更糟的是，他对于学习的热情也在慢慢消退。
高中时，迪伦的成绩很一般，他要么跟朋友到处闲逛，要么宅在房间里打电动，经常晚睡。
11年级时，情况变得越来越糟。迪伦和埃里克因为闯入他人汽车偷盗财物被捕。在那之后，苏珊不得不将迪伦和埃里克隔离开。迪伦告诉妈妈，他确实在远离埃里克，但事实并非如此，可惜当时苏珊并不知道。
12年级时，迪伦拿到了四所大学的录取，最后他决定选择亚利桑那大学，一切似乎渐渐走回正轨。然而，迪伦的行为并没有好转。当苏珊和丈夫批评他的驾驶技术时，要求他帮忙做家务时，建议他剪个头发时，他都会显得烦躁和易怒。
事发前的几个月，迪伦开始变得深沉，好像他在思考着长大成人这件令人困惑的事情。
可是，这一切表现还不足以成为“校园枪击案枪手”的征兆吧？
回忆到迪伦人生的最后时刻，苏珊想起了这几个画面。
四月的一天，我问他，“你最近似乎有点儿安静，还好吗？”他回答说，“只是累了”。
另外一次，我问他要不要聊聊上大学这件事。我告诉他，如果他还没准备好，可以先在家附近读个社区学院。他说，“我当然想离开了”。
17日，迪伦陪着他的朋友罗宾（RobynAnderson）参加了毕业舞会。
20日早上，我准备出发去上班，听到迪伦下楼梯的声音。我很纳闷，他怎么起这么早，他本来还可以再睡20分钟的。“迪伦？”我探出头去喊道。迪伦只留了句“再见！”就关上前门开车走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句“再见”竟是我听到儿子说的最后一句话。
（年4月17日，迪伦陪伴好友参加毕业舞会）
三、追寻真相
为了叙述方便，以下采用苏珊的第一人称。
在校园枪击案发生的六个月后，警察局开始让我接触事件的真相。
六个月中，我们和迪伦朋友们的心里一直在否认迪伦就是凶手的事实。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迪伦和埃里克非法获得并组装了枪支和爆炸物，因此还存有一丝侥幸，认为迪伦只是不小心被牵涉其中，或者他其实是被胁迫的，他不可能有意伤害任何人。
然而，警察的调查结果让我们的侥幸显得如此的愚不可及。铁证如山，反复倾诉自己被排斥的笔记本，描写穿黑风衣的男人残忍杀害9名学生的作业，尽管我们都从来没见过，却清楚地说明我的儿子迪伦确实是杀人凶手，没有不小心，也没有被胁迫。
4月20日的惨剧像一场噩梦，一场我永远不可能从中醒过来的噩梦。枪击案后两年，我得了乳腺癌。再两年之后，我出现了精神问题。在永无止境的悲痛之外，我的心中充满恐惧。我害怕遇到受害者家属，我害怕被媒体和民众追堵，我害怕打开新闻看到自己被称作令人作呕的母亲。恐惧发作时，我的心脏一阵阵收紧，大脑仿佛要爆炸一样。很多时候，我觉得无法呼吸，甚至希望自己就这么死去。开车时我会感到失去方向，工作时我经常脑中一片空白，不分场合我会无法控制地突然大哭。在外面时，我不敢与人眼神接触，我很怕他/她正是因我儿子的所作所为而遭受痛苦的人。
我开始不相信任何事情，尤其是我自己的判断：我怎么会对自己儿子的行径一无所知？！
“你怎么会什么都不知道？你还能算是个母亲吗？比起你儿子，你才是那个恶魔！”
我一直被舆论认为是惨剧的制造者，毕竟我是那个养出“怪物”的人。在一次媒体调查中，83%的参与者认为是失败的家庭教育才导致迪伦和埃里克毫无人性的屠杀。如果我打开收音机，我听到的都是责骂我们的声音，连政府官员都发布声明公开表示，父母教养的失败是造成校园屠杀的根源。
我觉得无比的羞愧和耻辱。迪伦是我生命的延续，是我养育出来的作品，他的行为说明他的价值观人生观是彻底扭曲的，而这也意味着作为母亲的我的彻底失败。
如果说这世上有谁最了解迪伦，谁能事先预见到惨剧，我想那该是我吧？但我却对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
一直以来，我们这些与迪伦有关的人们都在想着一个问题，“如果我能做一个更好的妈妈/爸爸/哥哥/朋友/姑姑/叔叔/表兄弟姐妹，也许就能阻止这场惨剧。”我们将他的行为归咎为我们自己的失败。
我试图找到他成长过程中导致他产生扭曲变化的关键事件。
我太严格了吗？或者还不够严格？
我对孩子要求太多了？还是我要求的不够？
在他去世之前的几天，我曾经搂着他告诉他我有多么地爱他。我捧着他的脸颊，告诉他他是一个多么棒的人，我多么地以他为傲。难道他因此觉得压力太大？他觉得他无法满足我的期待？
我渴望能再跟迪伦聊一次，问问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我反复思索，得到的唯一结论是，他肯定没爱过我这个母亲，因为如果爱的话，这样的爱应该足以让他在制造惨剧之前止步。
而我曾经相信如果我真地爱迪伦那么深，我就理所应当知道他正深陷泥沼，我的母性本能就应该能保护他免受伤害。但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的母性本能根本没用，我也无法解释和理解我儿子所做的一切。
在十多年的探寻之后，我才知道只有爱是远远不够的。
四、精神疾病
迪伦病得很严重，一种人们目前知之甚少又羞于启口的病，精神疾病。
实际上，在惨剧发生的两年前，迪伦就开始产生自杀的念头。而从迪伦留下的文字分析来看，犯罪心理学家认为，严重的抑郁症和自杀倾向是导致他最终走向绝路的主要原因。
FBI调查人员的报告显示，作为哥伦拜恩校园枪击案的两名枪手，迪伦和埃里克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迪伦深受抑郁症和自杀倾向所扰，而埃里克更像是个冷血精神病患者（Psychopath）。这类人是缺乏正常人类情感的性格障碍者，无法理解情感，没有同理心和同情心，外表可能和正常人一样，但实际上却是在模仿和利用情感，这是一种来自于生理缺陷的精神疾病，几乎是无法改善和治愈的。
美国监狱里的囚犯有15%-35%是冷血精神病患者，并且他们在获释后再犯罪的比率是常人的4-8倍。一些治疗和纠正行为的训练只会提高冷血精神病人模仿悔意与自我反省的能力，使这种精神疾病的伪装性更强。
然而，迪伦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他是能够重新走上正轨的。只是当抑郁症和自杀倾向折磨他的时候，病理、性格和环境相互作用而引发的痛苦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的理性，在那一刻他丧失了自救的能力。而正是由于迪伦意识到了这种无能，才愈发对自身的软弱感到耻辱和绝望，他一直以来的骄傲被打碎了，他羞于求助，不愿意与家人和朋友敞开心扉聊一聊这些困扰他的念头。
其实，当一个人处于极度想自杀的状态时，他的思考能力已经受损，同时也失去了自我管理的能力。可以说，这种情况已经属于医疗中需要直接拨打的“急救”状态了。更可怕的是有些人很擅长隐藏这种状态，导致周围的人竟然在事发后一无所知。
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们一直都在教给他们如何保护自己：不要去危险的地方，不要玩火，不要到河里游泳，不要碰插座，不要抽烟喝酒，不要太晚回家，不要过早发生性行为，不要上陌生人的车。凡此种种，我们竭尽所能地为孩子铺上一条阳关大道，可却忘记了这世间的危险除了来自于周边的外界环境，还有一种极为可怕很难察觉的危险就潜藏在我们自身。
当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就此远去，我们是不是到了正视精神疾病的时刻？
我们应该像讨论其它疾病一样，毫无偏见地去理解和应对精神疾病，去识别精神疾病的早期症状，克服谈论精神疾病的恐惧。除了用药，敞开心扉正视精神疾病恰恰是最有效的治疗手段。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精神疾病面前休论公平。
我们也许愿意固执地相信自己的孩子是特别的，是不会有伤害自己和他人的念头，可实际上这种固执却会让我们对出现的种种征兆视而不见。
我们更应该经常去设想，或许我们的孩子正处于痛苦之中，但却无力自救，他们粉饰太平的背后是已经千疮百孔的心。
正如苏珊在惨剧发生的十八年后，鼓起勇气站在TED舞台上讲述自己经历的初衷：
提醒我们，任何人都有可能出现自杀倾向，任何人都有可能患上精神疾病。
请正视，请聆听，请观察，请不要让哥伦拜恩的惨剧重演。
18年后，苏珊走上TED讲台，分享不堪回首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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