珀格勒：回忆黑格尔、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
马飞译
珀格勒先生，您曾在波恩与阿佩尔(Apel)、哈贝马斯(Habermas)、施米茨(Schmitz)和伊尔丁(Ilting)共同学习，这些人后来都成了知名哲学家……
这是在于，波恩具有一种特别的哲学氛围。当时明斯特形成了某种学派，即著名的里德学派（Ritter-Schule），而在波恩，一切都是最个体的：根本没有波恩学派。而且那里一切哲学研究都是独立自主的。但是，您开始时提到的所有人，都曾跟随埃里希·罗特哈克尔（ErichRothacker）。罗特哈克尔使这些人聚集在他的讨论班。不仅仅如您所说，这些人后来都成就了事业：而且从波恩出去的人获得了最多的哲学教席。这并非被计划好的事情，而是因为，所有这些人都有独立自主的头脑而不是某个人的弟子。每个人都走上了他自己的路。没有人一直留在波恩，除了威廉·佩尔佩特（WilhelmPerpeet）也没有人在波恩撰写教授资格论文。
罗特哈克尔让学生们说话。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意见摆出来；当时在他那里这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是那些年轻人投奔他的原因，而且除了佩尔佩特他们都没有对罗特哈克尔哲学的特殊兴趣。相反，他们尽可能地发展自己。讨论班9点开始，应该在11点结束；但一直进行到1点，然后罗特哈克尔与学生们一起转场到酒馆，大伙在那里吃喝、讨论。我也去了他那里，直到他在一个讲座上说，他曾在战时得到了慕尼黑的教职，如果他前往那里，那么他就会加入绍尔兄妹（GeschwisterScholl）的圈子，也就已经死了。然后我去了历史讨论班，在那里发现他的历史哲学在年的原始版本。在那里他明确地称呼希特勒为元首。我想不能再去参加了，然后我有几个学期没再参加。
那时关于教授们在纳粹时期的行为，人们知道什么？
那时人们对此知之甚少。我自己是在奥斯卡·贝克（OskarBecker）那里费力搞来信息的。贝克曾与海德格尔和洛维特交好，也写过关于种族的一些东西，在那些文章里，他借助了路德维希·费迪南德·克劳斯（LudwigFerdinandClau?）的种族概念。
伽达默尔曾对我说：“不要让您被任何事情欺骗，克劳斯是最重要的理论家，他可以向您展示，一个维京人如何行事，一个阿拉伯人如何行事。”当我在图书馆预约贝克的论文时，图书馆副馆长来到我面前说，他必须跟我谈谈。如果我想要得到奥斯卡·贝克的作品，他就必须向英国的城市警备司令官报告。我不想冒被捕的险，放弃了那部书。不仅是德国人会说“我们不要说这个了”，而且让人们无法了解信息这件事，其实也完全可出于占领国的意愿：人们不能得到出自纳粹时期的书。它们虽然就摆在那里，但就是不被允许出版。只有当我后来通过在黑格尔著作集的工作中获得许可，进入资料库，我才看到那些纳粹时期的书。
我认为，罗特哈克尔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忠诚一方面与他的哲学有关，另一方面他还想当文化部长。这也导致了罗特哈克尔与伽达默尔之间不共戴天的关系。但伽达默尔提携了所有罗特哈克尔-弟子，例如哈贝马斯。
在我所处的时代，教授们希望不再与纳粹时期有什么牵连，因而对此保持沉默。但我感兴趣的问题是，奥斯卡·贝克在-年间出版了什么。贝克是个特别的人：我们必须十分熟悉数学史才能跟上他。因此他几乎没有学生。那时一个教授在哲学考试中有大约50个学生，而贝克的哲学考试只有两个，其中一个是后来的哈贝马斯太太，另一个是我。
后来您的博士论文是关于黑格尔。为什么是黑格尔？
黑格尔当时在德国少为人知，后来的黑格尔-浪潮是从法国转移过来的，通过伊波利特（Hyppolite）和科耶夫。在五十年代也开始编撰一些重要的著作集。国外从德国真正想要获得的东西有两个：有编撰优质之著作集的德国哲学家和诸如贝多芬与巴赫的音乐家。而所有那些重要的著作集都是在五十年代奠定基础的。国外对德国大学的态度相当消极，但哲学与音乐领域没有被这样看待。从这些出版物发展出了一个完整的研究领域。很大程度上，我就是借此才抵达黑格尔。当然，黑格尔在波恩有很强的代言者，如新黑格尔主义者特奥多·利特（TheodorLitt），还有日耳曼学学者约翰尼斯·霍夫迈斯特（JohannesHoffmeister），他是黑格尔著作集编者。
如果要说一个伟大的德意志时代，那就是歌德时代。黑格尔批判这个时代——首先是批判浪漫主义者。我的兴趣这时在于这个问题，与黑格尔相对的浪漫主义那里对了？我想全力对付这个棘手的问题。恩斯特·贝勒（ErnstBehler）后来在美国编辑出版了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著作，但主要集中在早期施莱格尔。此外还有被视为保守主义者的晚期施莱格尔。从政治上和神学上来看，这个判断显然是正确的。特别是现在莱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dKoselleck）已经指出，在保守的晚期施莱格尔讲座中形成的语义场，对于兰克（Ranke）和历史学派以及今天的历史学家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历史学派的诸基本概念是由施莱格尔确立的，而不是黑格尔。黑格尔在这方面要教条得多。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在一个时代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中看这个时代。即使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也可以发展出后来普遍有效的诸概念。我当时致力于这些事情，原因也在于，罗特哈克尔想要出版一部历史概念辞典，并且为此雇了不少人，如K.O.阿佩尔。他们为了一个词条没完没了地做出了许多的草案。但罗特哈克尔从来没有引入某种约阿希姆·里德的学科分类法来完成这样一部辞典。里德可是结束了他非常有趣的研究的，他组织编纂哲学历史词典，最后一卷现在也出版了。
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做了什么？
那是年，我去了巴黎。那里当时的情况是，谁要不知道海德格尔，谁就无法在任何地方参与交谈。比如说让·华尔（JeanWahl），有着犹太出身，超过五年时间只读海德格尔。他读海德格尔的德文原著，然后在讲座上一句一句翻译成法语。我发现抒情诗人保罗·策兰，他阅读晚期海德格尔，阅读“物物化”以及诸如此类在波恩只是被我们嘲笑的句子。
策兰完全严肃地对待这些。在我回家的路上，我告诉自己：“现在你必须阅读海德格尔。”在波恩有这方面的便利。奥斯卡·贝克曾与海德格尔一起就学于胡塞尔，并且根据他的笔记为我们报告过海德格尔的早期讲座。因此我已经了解了一个尚不完全为人熟知的早期海德格尔，并且发表了这方面的文章。这在当时还是有争议的，例如福尔克曼-施鲁克（Volkmann-Schluck）就曾说：“珀格勒先生写的这些与海德格尔无关，是他自己的随意虚构。”指出早期海德格尔的学说，在当时还是一件犯忌的事。
我也有幸结识了晚期海德格尔。神学家海因里希·施里尔（HeinlichSchlier）当时在波恩，是格尔哈德·克吕格（GerhardKrüger）的朋友，他从晚期海德格尔出发解释保罗书信。通过他我结识了晚期海德格尔。
您与伽达默尔是如何结识的？
我既不是海德格尔的直接的学生，也不是伽达默尔的直接的学生，但我最要感谢的就是他们二位。我认识伽达默尔是在他成为黑格尔协会成员的时候。那时虽然有不同的黑格尔著作集，但是那些都不再符合研究标准。例如缺少耶拿手稿。约翰尼斯·霍夫迈斯特致力于一个新的著作集。他每天工作二十小时，真是要命。他为此牺牲了自己，英年早逝。现在问题来了，应该如何继承他的先行工作。德国科学基金会（dieDeutscheForschungsgemeinschaft）决定，成立一个黑格尔协会。主席先是里德，然后是海姆塞特（Heimsoeth）。伽达默尔也是协会成员，每次都亲自来波恩开会。有一天我受委托送他去宾馆。到了那里他被告知，他没有预约房间，而所有房间都被预定了。我于是带他到我们在七峰山（Siebengebirge）的住处。自那以后他每年至少拜访我们一次，先是在波恩，后来在波鸿。
伽达默尔对波恩和七峰山非常有兴趣。如果我们在波恩接他，在去七峰山的路上他能够准确说出哪座宫殿属于哪位伯爵。我们也和他一起去海斯特巴赫修道院（KlosterHeisterbach），他将那里与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George）联系在一起，或者去维尔贝尔格（Weilberg），他在那里看策兰诗中出现过的玄武岩。其他我带去的人对此毫无兴趣，例如迪特·亨利希说：“难以忍受，就这样在村子里逛一圈。”
但当我们去了波鸿之后，对伽达默尔来说就不一样了。波鸿大学城当时是欧洲最大的建筑工地。我向他展示，大学将会具有何等规模。他回应道：“天呐！”对于矿业博物馆，此类博物馆中最大的之一，有教养的伽达默尔并不感兴趣。在一些其他的话题上，也显示出伽达默尔的兴趣的限度。比如策兰的诗中有七枝（Siebenstamm），七枝烛台。在明斯特吃饭时有这么一只七枝烛台，于是我想指给他看。“不，不。”他说道。他不想和这些东西打交道，那对他来说太陌生、太宗教了。
后来您在海德堡……
我离开波恩去海德堡伽达默尔那里，并且在那里取得教职资格。那是在-年。那是学生运动的时期。伽达默尔很清楚，他不会涉入其中。其他教授不幸投身进去了。我仍然能够准确地记得鲁迪·多茨克（RudiDutschke）在新礼堂中所说的话，学生们占有麦克风，向整个城市广播谈话：在老城只能听到多茨克。但哲学讨论班在马西略广场（Marsiliusplatz）一角，在那里人们不再会听到这广播。伽达默尔坐在那里说：“我不想让这些人毁掉我的生活。”他有能力置身事外。尽管学生们在整个校园里实施恐怖统治，其情境今天已经难以想象。但毕竟哲学讨论班是保留了，而且那里相对安静。
当然，做哲学必须搞马克思，在那里我是最年轻的，因此我被挑中去做。因为我还是高中毕业生时曾和瓦尔特·迪克斯（WalterDirks）一起读过马克思，所以这对我来说不是问题。学生们总是引用马克思，但并不读他的书。有一次我问一个学生，马克思的话出自哪里。他回答我：“我还没有读过马克思，但我同意他的立场。”通过那个马克思讨论班我也认识了学生领袖。如果人们要这么说的话，我和他也处得挺好。当然也有另有差池的情况。
我记得扬·范德穆伦（JanvanderMeulen），一个荷兰人。他在战争期间跟随海德格尔学习，战后想回到荷兰。在边境，海关人员说：一切都好，除了书籍——黑格尔与海德格尔的书以及关于他们的书——它们不能被带走。范德穆伦决定为了黑格尔与海德格尔放弃荷兰。他带着他的书籍回来，然后在伽达默尔那里做了关于黑格尔的教职论文。他原来在威斯巴登做了精神病医生，这样一来他本可以生活无忧，但他的抱负却是要在海德堡的哲学讨论班讲他的哲学。这时他犯了个错误，想要对抗学生。他的课以“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为名，内容丰富，他试图在课上为唯心主义做辩护。学生方面也与他对抗：当他读的时候，他们大喊大叫——人们一个字也听不清。这种情况贯穿了整个讨论班！然后第二门讲座是关于性（Sexualit?t）。性的革命当时当然比物质革命更重要。于是情况更糟。范德穆伦无法忍受，自杀了：他开车自沉于莱茵河。我们所有人当时完全不理解。
与伽达默尔的共事如何？
当时兴起了新的哲学杂志，其中有伽达默尔创办的《哲学评论》。总体而言，在哲学界中有一种蠢蠢萌动的气氛。而伽达默尔有能力，把年轻人聚集到他的身边；他让年轻人在《哲学评论》发表评论。当然肯定会有一些麻烦存在。比如我在伽达默尔那里评论了格洛克纳的黑格尔著作，在评论中给了格洛克纳很高的好评。伽达默尔删掉了我的好评，对我说：“珀格勒先生，您不是真的认为那书有那么高价值吧。”我回答他说：“但是伽达默尔先生，您也必须承认，格洛克纳也有他的贡献。他写了一本关于他的海德堡时期的、名为海德堡画册的书，它提供了最好的教授传记。”对此伽达默尔说：“珀格勒先生，您完全正确。那个格洛克纳就是这样一头会讲故事的蠢驴。”伽达默尔与格洛克纳在年黑格尔学会大会上有争执。伽达默尔做了一个关于黑格尔与晚期柏拉图辩证法的报告，格洛克纳可以说是拍着他的肩膀说：“我看，您已经很好地入门黑格尔了。”这伤害了32岁的伽达默尔，以至于从那以后对他来说似乎就是个死敌。顺便说一下，克洛格纳是个奇人。我在布伦瑞克拜访过他一次。他搜集各种各样可以搜集的东西，比如花瓶啊，小摆设啊什么的，那些东西统统摆在他工作室的架子上。他还是个大大的爱猫者，有两只大暹罗猫。它们在桌子柜子上跑来跑去，但一只花瓶都没有碰倒。
海德格尔是个怎么样的人？
年在巴黎时，我就让·华尔关于海德格尔的讲座笔记写了一篇报告，也发表了。大约年底，我把它寄给了海德格尔。他对此很感兴趣并且邀请我去他那里。年我拜访了他。他觉得我对他的思路的探究有新意，对我说：“我可完全做不了这些。”那时，海德格尔的早期讲座还没有公开，但我已经通过奥斯卡·贝克接触到了。海德格尔向我展示了他的手稿，我那时已经能在他那里阅读《哲学论稿》，它年才得以发表。年，我第二次到他那里；那次我们详细讨论了我的关于他的思想的著作的一章。海德格尔非常大度，我可以带走一份打字稿。与我的私人谈话他也非常放得开。我可以问他所有问题，他都会回答我。他也与我谈到年的情况。他对我说：“我犯了可怕的错误。”他那时以为，觉醒（Aufbruch）是必要的，已经有五百万人失业，得不到失业保障金，而且真的是在挨饿。
在瓦尔伯贝尔格修道院（KlosterWalberberg）举行的哲学会议所有人都到了，伽达默尔，亨利希。那是年，我两次讲到海德格尔，当时在那里的助教和学生们问我：海德格尔年怎么了。我答复了他们，并且由此形成一篇小文章，年发表：海德格尔的哲学与政治。海德格尔对此非常受伤，他对我说：“我私下里跟您说的事情，您却将之公开了。”海德格尔那时认为，那个事件应该被忘掉，人们不该再提起它。他中断了与我的交往。我向他详细地说明了我为什么要那么做，并且说这件事情必须得到公开讨论。我相信，他或多或少是理解了。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明镜访谈。他追溯了他在“非纳粹化委员会”那里说的话。我不清楚，他怎么可以这么做。但我们必须看到：海德格尔在60年代患了致命的肝病，年有一次中风，以至于他长期以来有一只胳膊活动受限。一句话：年明镜访谈时他已是一位77岁疾病缠身的老人，而人们却是在要求这样一个老人说，您对此要说出点什么吧，您对此要说出点什么吧。
在交谈中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但他也非常有批判性。我每次在他那里呆三天，我总是必须给他寄点东西，每次他都仔细研究。一次他对我说：“当他们断言某物时，基础在那里？”当我回家时，他说：“您可以把它们扔到废纸篓里。”他是一个对工作要求极其严苛的人。海德格尔顾忌公众。当我和他在一起时，要是同时有超过四个人在场，他就会不安。
今天您如何看待海德格尔的意义？
要想成为现象学家，就不能单从胡塞尔或舍勒开始。海德格尔不但向胡塞尔也向舍勒提出了决定性的问题。此外，海德格尔在30年代对艺术和活生生的自然进行分析并借此开辟了新的问题域。这是一个我们从胡塞尔与舍勒出发根本不能解释的海德格尔。另外还有与尼采的互相成就，然后是二战后与海森堡和布尔特曼。没有海德格尔对其自然科学的质疑，海森堡就是不可想象的。对布尔特曼也是同样：布尔特曼与海德格尔共属一体。
晚期海德格尔每隔几天就写一首诗，一首并非真正的诗，因为他没有诗歌天赋。有些人喜欢引用这些诗，特别是日本人，但在我读过的上百首诗中，我并没有发现一首人们能够称之为诗歌的。但是晚期海德格尔的主要注意力都在这些诗。
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对于新的哲学方向的立场如何？
卡尔-奥托·阿佩尔开启了德国对美国实用主义的接受。我尝试过把阿佩尔介绍给海德格尔，我向后者寄去阿佩尔的文章。他的判断是：“我再也受不了这些新的天书般的东西了。”伽达默尔也没什么办法开始搞懂这些东西，但当他们看到这一时期的哲学评论这一杂志时，即使是分析哲学也还是被谈到了的（当然仅仅是简短地）。伽达默尔通过奥斯卡·贝克的介绍了解分析哲学。
伽达默尔百岁生日时已经病的很重，人们也就不提那些他90岁时还在修改和发表的工作了。所有人都从中期伽达默尔而来，都从《真理与方法》而来。但只要我们还没有接受他的晚期工作，我们就不能说，我们已经对伽达默尔有了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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