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1月，当时上海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片风浪中。
自“文革”开始后，已历时五个月，有不少人因在“文革”开始时，受过冲击，此时则纷纷向社会申诉、提出要求平反，相关内容的大字报也在大街小巷中处处可见。
有一天，一位曾来门诊治疗的精神病人带着几个人，气势汹汹来到门诊办公室，声称他是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医院被诊断为精神病，实际上全是冤枉的，是受到了迫害，是在别人强制下拉来的。因此，必须为他撤销“有精神病”的诊断、摘掉“精神病的帽子”，为他平反。他还声称，如不予执行，就要组织大医院、砸烂一切、不要怪我言之不预云云。
虽经门办同志反复解释、商量仍无效果，最后，他“勒令”要和我院的有关医生约期做一次面对面大辩论，如讲不出他有病的理由而又不给他“平凡”的话一切后果你们自负。他还说有几个“精神病专家”也说他没有精神病，因此他们将带来和我们辩论。
于是，事情就变得难办了。
既然有“精神病专家”来参与辩论，同行的意见就会使事情变得复杂了，如果是外地有名望的专家来，有理也有让三分呢！看来是凶多吉少了。
再翻翻这位病人的病史记录，具体的症状表现又以“情感淡漠”为主，好像又太笼统、如果歪理诡辩，也很麻烦。
当然我们这里也组织人员准备“迎战”，我则被分配担任记录，严阵以待。
辩论当天，房间内人头济济，围坐一起。那位病人则带着一帮子人，气势汹汹，那几位“精神病专家”也来了。一看，哈，原来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实习医生，刚从我这里实习结束离开病房。在他们实习时，大家相处融洽。她们这次来了三个人，都是女的，其中一位还梳了二根短辫子，讲是“专家”那真是太为难她们了，只能算是精神科实习后的医学生。
刚开始她们还很雄赳赳、气昂昂，大有一副红卫兵造反派的劲头，但当看到我以后，开始一愣，继而不好意思笑笑，总是拉不下脸来，只能低头一言不发，当然在整个辩论会中也不起作用了。
THEEND
在辩论会上，尽管那位病人及其通来着滔滔不绝地发言，歪理一套套，但邪不压正，最后仍是不了了之。
事后，我只记得那三位女学生的迷惘、无奈的样子，客气的分了手。
作者简介
王祖承
主任医师，教授，博导。曾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上海市心理卫生学会会长。目前是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名誉理事长、上海市（退）离休高级专家协会医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精神卫生大组组长。
年获中国老科技先进工作者，年获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终生成就奖，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特别贡献奖。年获中国有突出贡献的森田疗法专家。年获上海交通大学老有所为先进个人。
本科普内容受上海市科委科普项目（项目编号：18dz）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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