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吴奚如；中央特科
[文献类型]：期刊
[文献出处]：《新文学史料年03期》
传奇老作家吴奚如
——从奚如给胡风的信说起
晓风
胡风到京后,健康状况虽得到明显改善,但因一直惦念着的“问题”解决,全无消息,他的精神仍很混乱,只得转至北医三院精神病防治所治疗。短暂好转时,则被安排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居住。
梅志告诉奚如后,他为之焦急,写信给梅志：
玘华姐：
四月廿九日发出的信收到了,大吃一惊！老胡怎么如此胡思乱想呢？廿五年的苦难都熬过去了,临到彻底澄清他的历史问题的时候了,还有什么怀疑呢？!怎能失去自信呢?!
当然,问题是复杂而曲折的,需有一个过程与时间,但不会长,顶多几个月而已。我们都会想到刘少奇同志的大冤案才昭雪,如老胡的案子马上宣告平反,“老头子”的声誉将如何呢?从中央看。需要等下一步。我是这样判断的。否则如何看待中央现在对老胡的厚待呢?以我个人的遭遇说,我含冤了卅七年,我曾悲痛到一再想自杀,害过几年的精神分裂症,但我自信：总有一天我的历史问题会大白于天下。果然,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根据我提供的线索,把过去那两个出卖我的叛徒（一个县委书记,一个省委秘书长）都找到了。我就有了人证,我不曾“在叛徒告密书上签过字”这是康生、汪东兴作我结论的话。当年,毛主席根据他们的讴言,曾在高干会议上宣布我是“叛徒和特务”。所谓“特务”的根据,是根据我的一篇小说《未了的旅程》来的,更是捕风捉影！
不错,胡案牵涉到许多人,不少人含冤死去,老胡是悲愤的。但得另行想一想,文化大革命中多少老帅、老干部及其家属人等,冤死了多少呢？我们不能只是哭泣和悲伤,要擦干了眼泪而振兴起来,用一切行为去不使恶梦似的历史重演！我们的任务多着哩！多少事等着老胡去作呢!真正的文艺评论工作者们都在盼望老胡的“东山再起”哩！必须要老胡明白自己的存在、责任和信心“烈士暮年,壮心未已！”
要转变老胡的思想方向,用你们过去的经验,设法引他去思考目前文艺界的理论问题、争论问题,设想如何予以正确的回答,为了党的事业。这方面的书刊有的是,不妨就他力所能及的,提供相应的书刊和问题要他思考,系统的。根据我过去患精神分裂症（两年之久）的体会,只要把压抑的苦思引向新的设想,脑子就豁然开朗,生之执着就带来了焕然一新的精神状态,人就从恶梦中清醒过来了,振作起来了。老胡是一个顽强的人,自信心还少吗？要自信,乐观,要有事业心！老当益壮！
曾有人告诉我萧军摸过老胡的脉,说脉搏好极了,能健康下去做许多事情。我高兴,也这样看的。
也曾有人转告我：“李一氓同志对人说,老胡至今不认为自己有错,错的是别人,是党,??”李的话不一定对,但老胡须注意,千万对人说话要谦逊,对党要虚心,切不可只有自我完美。让事实去说话,有些事还得在多年后的实践才可证明。这就要冷静、达观,我曾多次在信中提供过的劝告。
据曾卓转告我：上海有人说,老胡因多年与世隔绝,有些看法不合时宜。曾卓要我转告老胡,我也觉得这看法有可考虑之必要。意思就是有些事不必过于固执。
你来信说,胡案将如年右派平反那样,总会有几个人承担相应的错误之责,否则对世人交代不了。我以为为了使至今不少人的问题还未落实,在等着中央对老胡的结论之际,老胡要有英雄气概,舍己救人,承担一些责任—无伤大体的思想性错误,党和人们自会谅解的,心照不宣的。“吕端大事不糊涂”,是古人的处世哲学,今人何能超脱创！
当然,我的这些意见,不一定正确,仅供你的参考。如老胡的思想状况能够听取一个老战友的声音,你就把此信给他一阅,否则暂缓一步。由你三思而行！
我那篇文章是听说上海有转载,这很好。可能香港方面也会转载。‘老胡可安心,真理之声是必然耸人听闻的,我们要的就是这个。
这次的信暂告结束。我一切如常,勿念。
祝老胡早日健复！
奚如
5.2
奚如一直关心着胡案的平反进程,一有好消息,便写信告知：
风、华二兄：
有一喜事奉告。今天北京公安部派来两个处长来访问我,专门找我谈风兄过去为特科当“机要交通员的事”,我据实以告,他们写了谈话记录,我又将《芳草》一期有我那篇文章《鲁迅和党的关系》的交给他们带去参考。
据他们说,中央责成公安部对风兄的案情作一复查,即将作出结论,平反,说很快就会实现。我也要他们及早作出复查结论报中央,让风兄早日安宁地度过晚年,写书问世。他们表示同感。
这样,你们可以安心了,我的亲爱的老友！
你们前次来信早收到,欣慰风兄已病愈,但未及时作复。风兄所说丁玲原是左联书记,因我记忆不准确,在给你们的那本校刊,就把丁玲划去了,别的本子当然未改动。又,我之所以誉《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丁玲的代表作,是因为她写的《水》等作品,实非佳作故也。我应该在“左联”六年之下,加上“卅年代”一词才对。
我现在正写一篇纪念秋白同志的长文。《新文学史料》新第二期我写的一篇文章《郭沫若和党的关系》,你们见过吗？是有意为秋白翻案的,写于去年秋,现在才发表,比北京要人们为秋白平反的纪念仪式文章早过一年。义不容辞,那时中央对秋白尚未表态哩。风兄签名的,7月7日信,今上午收到了,勿念！以后再谈。
紧紧地握手
弟奚如
7.10
9月16日的信中则写道：
老胡：
很久未接到你的信,可能是有原因的,我在信的最后猜猜原因何在。首先,把赖少其昨天来信中谈到关于你的事转告你：
“??听说最近要开全国文联委员会,冯牧告诉我,内容三个：1.研究当前文艺情况,2.补充委员,3.为老胡平反并宣布结论。据冯说你历史上参加过日共（也作为问题,可笑）,参加过三青团（吴注：这条可能是参加过改组派）,其它别无问题。??看来,不会全部解决问题,积怨太多,难以解脱。??我虽是全国文联委员,至今尚未接到通知,可能不会要我参加。??”
这消息,大概你应知道,姑转达,怕别人对你还在“保密”。
现在,我来猜你不写信给我的原因。
约一个月前,方志敏烈士的儿子方兰及其媳妇来我处访问有关方生前和特科的联系问题（据说已访问过你）,是读过我那篇《鲁迅和党的关系》之后所引起的反响和研究。据他说,当年方委托监狱小职员的未婚妻（我据方的报告,记忆是妻子）持方致鲁迅先生信及致中央的报告到沪后,她有些胆怯,又因为她的家庭反对她和那个监狱小职员（后来当了医生）恋爱,把她逼回了杭州,未完成任务。但信件还是有人送到了内山书店转鲁迅先生交你送到了我的手里。这到底原因何在？根据我和方兰研究的结果,一定是另一人送达的。谁呢？必须继续查考。这些信件你交给我后,我即交给了当时和我单线联系的陈行健。陈至今还活着,挂名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可以作证。我当即告诉方兰去找陈行健,大概他早已去天津访问陈行健了。另据公安部两月前曾派人（两个处长）为了落实你的案情（和特科的关系）时,也说过你被捕后早已向组织交代过这一关系。这又是一个证明。另外,方当年不只托那女士带信给鲁迅先生,还另带了两封信：一致孙夫人,一致蔡元培先生。信的内容和致鲁迅先生的一样,请求营救。信也带到了（这是年上海师大中文系鲁著注释组的人到我处谈论注释问题时告诉我的,他们知道的情况很多,曾编印一本专著《鲁迅研究资料》,内部发行）,这也是一个旁证。
从上述事实看,你不用怀疑谁能在这一历史事情上否认其真实性。如果你为了避免纠缠,凡有关事情,你可一概推到我的身上,我才不怕那些白日说梦之徒哩！我如果害怕他们,怎会发表《鲁迅和党的关系》呢！
至于方的遗文后来送到了特科,这事,除我外,还有徐汉光（即当年来往苏区的机要交通员,雪峰就是由他从陕北苏区带到白区的）知道,雪峰知道（见他的遗文）。方的遗著还是雪峰年春到上海,在特科机关发现后,才转移到谢澹如家里保存的。至于是谁将方的遗稿送到上海交中央特科的,我不知道,我猜想不是那监狱小职员的未婚妻,是另外的人。
又：关于当年鲁迅先生应我的请求帮助共产国际情报组织把那一次大破获的经过弄清（是一件最可贵的情报）,又经你转告我,这事,现在也有人证明,就是那一事件被捕者之一的袁殊。袁殊现到了北京,在等待中央为他平反（关了几十年）,据说已是孤老一个,子女们一直和他划清界限,他每月只有卅元生活费,贫困而凄凉湖北省委陈王显书记很关心他的问题（他在抗战时期还继续打入日本情报系统,曾当过伪苏北省长,日本投降后才进入苏北解放区,和关露一道,他对新四军有过大贡献,所以王显同志很关心他的遭遇）,向我探询过。这次王显同志去北京出席人代会,我曾向他建议,向中央帮袁殊说好话,使袁殊尽早受到公平处理,度过较好的晚年生活。我也曾向公安部的政策研究室主任说过意见过去有些被中央特科派到敌人内部搞情报的人,解放后都没有好下场。因他们来访问我,是特为总结党过去保卫工作的正反经验教训的,并说是为了教育后代的公安人员,所以我坦率地对他们提出这意见的。又如他们问我为什么过去党的保卫部门以肃反之名杀了那么多的好党员、好干部？我郑重地对他们说,那是盲目效法苏联“格必乌”的作法,他们甚以为然。他们谈到你的问题时,蒙他们称赞我是“仗义直言”的人,“少数人之一！”但愿如此吧！可悲也夫！
说来说去,我的中心意思是有关往事,你可据实回答“他们”,别的什么,都由我担当。理由很简单,你无法知道当年中央特科的其他内情,我是当年特科之一员,叫他们找我谈好了。我曾被毛主席公开宣布是“叛徒加特务”（不过他的这一讲话未收入毛选五卷,而对丁玲和雪峰的讲话文章则收入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因这一讲话记录被人印出,整得我够惨了。现在,我行将就木,还怕什么呢？
问好！
吴奚如
九月十六日晨
又：柏山的未亡人朱微明写了一篇悼念柏山及质问夏衍的文章,给你寄来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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