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媒体人朝格图因抑郁症离开了这个世界，第二天，财新传媒常务副主编、《中国改革》执行总编辑张进在其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记录了朝格图离开前他们的对话《痛惜朝格图君》。
张进也曾是抑郁症患者，年春患双相，半年后临床治愈至今。25日在鸿芷，他用抗争抑郁症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对于抑郁症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字——信心。
要讲的内容很多，而时间有限，我把今天的讲演，集中指向两个字——信心。
从自身经历出发，我认为，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信心；有了信心，就有了希望；失去了信心，结局很可能是悲剧性的。
那么，信心从哪里来？有人会说，有了意志和毅力，就会有信心。这不对。毅力和意志本身，并不能给予信心；相反，有了信心，会给予你毅力和意志，会让你承受痛苦的过程变得稍微轻松一点。
信心也不应该来自迷信，比如某些奇奇怪怪的想法，把灾难盲目乐观化的想法之类。
我的看法是：信心只能从科学来。这是唯一的路径。
接下来，我将以我自己三年来的历程为例，描述一下我是怎么一步步获得信心的。我甚至认为，如果说抑郁症对人是有益，那就是：当你治愈之后，你不仅仅获得了战胜疾病的信心，还获得了对自我的信心。人活天地间，最重要的就是自信。有了自信，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你就会无所畏惧。
患病过程
先叙述一下我患病的过程。
在患病之前，“抑郁症”这个词我是听说过的，但从来不觉得这个词和我会有什么关系；对它的具体内容，我也完全是想当然。人们就是这样，当某一件事并不真正触动你的实际利益的时候，即使它整天在你面前飘来飘去，也不过是过眼云烟。
年下半年，不知不觉中，我的工作能力在下降。那时，我并不知道，抑郁症不已知不觉地袭来。
起先，只是发觉自己对于工作不那么应对自如了。我本来是一个做事情特别快的人，我的同事们称我为一把“快刀”。意指我编记者的稿子时，无论多么芜杂，我毫不犹豫，大刀一挥，“喀嚓”几刀下去，一篇稿子的模样就出来了。但年11月之后，逐渐发觉自己记忆力下降，反应不那么敏捷，处理问题也不那么决断；慢慢地，情绪也出了问题，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对吃、对玩，都索然无味；开小组会，我也不再滔滔不绝，放言高论。
其实，我的同事们比我更早觉察到变化，这大概就是所谓“旁观者清”。我记得一位女记者来问我：“张老师，你最近你怎么不怎么笑？也不怎么说话，也不爱吃。是不是同事辞职你心里难受啊？”我当时内心茫然，不明所以，只是苦涩地一笑：“大概是睡眠不好吧。”——那个时候，我唯一能自我解释的，就是睡眠障碍。每天睡眠的时间，从五六个小时，减少到三四个小时，困顿不堪。
到了年3月，两会之前，我的失眠已经发展到服用安眠药，也只能挣扎着睡上一两个小时。工作能力直线下降。
记得那时，我要做一个民政部部长的专访，先要设计一个采访提纲。过去，这是举手之劳；那时，千难万难。记得我打开民政部网站，想看看民政部最近做了哪些事情，李立国部长做了哪些讲话，硬着头皮看了半天，一个字也看不进去；或者说，看到的都是字，却不能把这些字连贯成一句完整的含意。
非常恐惧，却不明其原因。我后来知道，这就是抑郁症最明显的表现之一，生命能量的流失。很多人都想当然地认为，抑郁症就是心情不好，不快乐。其实不是。抑郁症对人最大的伤害，不是情绪好不好；正常人也有情绪不好的时候。不开心就不开心，有什么关系？谁能保证永远开心？开心不是生活的必备条件。抑郁症最痛苦和可怕的，是动力的缺失，能力的下降，这会让你觉得自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
几天后，两会开始。我挣扎着编稿，到3月8日那天，编辑一篇消息，改写记者的一个导语，花了很长的时间，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完成。发完稿，我呆立良久，形神俱伤。
恰恰在那一段时间，因为各种原因，有几个同事先后辞职。3月9日中午，我打开邮箱，又看到了一个记者的辞职信。如果是从前，我会立刻惊跳起来，想方设法抚慰、挽留；但那天，我极其漠然。只简单地回了几个字，表示同意，因为已经没有能力表达更复杂的感情。在内心深处，一个苍凉的声音在说：“走吧，走就走吧；我也干不动了，你走我也顾不得了。”
第二天，我就开始休假。起先以为，脱离工作，休整几天，恢复睡眠，就会好。哪里知道，半年的病程由此开始。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是一个不得不正视疾病、承认疾病、处理疾病的痛苦过程。
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你必须接受自己是一个病人，而且是精神病人。医院看病是非常消极的，医院，挺几天就过去了。看病程序也不懂，医保卡也不会用。此时，医院，而医院；而且医生告知，隔一个月就要来复查一次，至少要吃半年的药。当时知道这个情况，简直要崩溃，医院各科室，如同行尸走肉。
尽管非我所愿，也在劫难逃，我开始了长达半年的痛苦煎熬过程。一个关键原因，就是误诊。
误诊了什么？半年后我才知道，我得的其实不是抑郁症，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双相情感障碍抑郁相急性发作”。因为诊断错误，致使治疗方向错误，白白耽误了半年的时间，承受了半年的痛苦。
不过，时至今日，我并不责怪我的第一个医生。因为抑郁症是一种非常特异、非常复杂而微妙的疾病，很难把握，我们要允许医生犯错误。我的第二个医生非常客观公允。有一次，当我在他面前流露出对第一个医生的埋怨时，他对我说：“我对你的诊断，是他的误诊的肩膀上进行的。”听了这句话，我心中的怨怼涣然冰释。
这半年的痛苦很多，为了节约时间，不细说了。纯粹地展示痛苦没有意义，重要的是从痛苦中有所发现。
这里，我只想挑出来说一个问题：自杀。
在病愈后，我接触了很多患者，我发现，绝大多数抑郁症患者，都有过不同程度的自杀尝试。有的只是意念，有的是计划，有的甚至有所实施。我后来在一篇文章《抑郁症患者为什么容易自杀》中，专门解释过这个原因。对于一般人来说，想象自杀是非常悲哀和恐怖的事情，但是，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想象自杀，完全是另一种感觉。晚上，当结束一天的煎熬后，随着思绪，想象着自杀，甚至有一种放松的解脱感。
可怕就可怕在这里。
尽管如此，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候，理智仍然告诉我，不能自杀。因为责任还在，没有理由、没有资格去死。好在抑郁症患者即使能力缺失，理智并不受影响。那时，我能够做到的，就是用理智提醒自己，不要让自己具备自杀的条件。比如，等电梯的时候，我会有意识地让自己离开窗口，以防某个时刻突然冲动一跃而下。
推而广之，我想对患者说的是，如果你决定坚持下去，不自杀，那么，在整个煎熬全程中，你要有意识地让自己不具备自杀的条件。
在那半年时间里，既然理智告诉我不能死，那么，尽管看不到任何希望，没有任何信心，我还是以“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坚持做到几件事：一，不自杀；二，按医嘱吃药，一粒都不少；三，努力多吃一口饭，增强抵抗力；四，体力允许，哪怕多走一步路也行。——这是我无师自通的方法，后来，对每一个向我求助的患者，我都这么嘱咐。
临床治愈
转机在半年后出现。非常幸运地，6月底，我找到了一个医生，医院的姜涛。
起先，友人在“好大夫在线”网站上发现他很受患者好评，就抱着碰运气的心态挂了他的号。当时我非常非常没有信心；这就是今天我做这个讲演的主旨，重要的就是信心。如果我当时能够有信心的话，那么整个过程会变得轻松得多，承受的痛苦也会少得多。
换姜涛治疗，也不是一帆风顺。他对我使用的是联合用药法，下药很猛，第一次就给我开了六种药，同时服用，每天服药多达16粒。副作用很强烈。
时至今日，我评价姜涛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医生。他的了不起，不仅仅是医生高超，更是医德好。这里我说的医德，还不是工作态度好、不怕苦不怕累之类，而是指他敢于担当。在当今医患关系恶劣的情况下，很多医生为求自保，以不出事为原则，放弃责任，选择稳妥治疗方法，而不管疗效如何。姜涛则敢于负责，能够从患者利益出发，选择最适合患者的治疗组合，而不惜为之承担风险。
这个风险确实存在。他给我开的六种药，服用一周后，没有任何效果。复诊时，他思考了一会，修改了药方，剔除了一两种药，又换上一两种。我那时完全不懂，听之任之，是以“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消极心态在坚持着。
接下来的两个多星期，是最煎熬的日子。副作用集中显现。最困难的时候，走路踉踉跄跄，手抖得抓不住筷子，喉咙发不出声音。
期间，我曾经给姜涛发短信，告知副作用太大。他回短信说：“实在撑不住，把舍曲林减半粒，一周后再加回。”我问：“减的目的是什么？”他回答：“只是让你的身体能够承受，最终还是要加回来。”我想，这只不过是延缓时间，何必？因此坚持不减量，就这么熬着。
转机在换药后的第19天出现。其实此前两天，就已经有迹象，甚至非常清晰，只是在当时不为人所知，甚至也不为自己所知。
什么迹象？那几天，一个朋友来看我，他的女儿的玩具魔方忘记拿走。百无聊赖中，我坐在沙发上，拨弄着魔方，后来，居然把魔方的一面完整拼了出来。
从那以后，我开始玩手机。这个手机是在病之前买的，病后一直没有开发它的功能。有天，我看到屏幕上一个图标，叫世界并不像人们所描绘的那般好坏参半耳部整形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