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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考试最后20多天，评论如何提高？马上要上考场了，可评论的立意总是找不好，有没有什么救命稻草？评论实务作为专业课卷子中可以说是时效性最强的考察类型，当年的热点新闻事件其实非常有可能出现在考场上。所以，最后的时间内，想要实现评论最后阶段的冲刺，复盘一下全年的热点新闻评论也许是最佳的选择。
从今天起，诺二带你一起，复盘15个热点新闻事件，同时通过一个事件以举一反三积累立意和论据，以便在考场上能够文思泉涌，下笔千言。
今日话题精神病患肇事肇祸事件回顾
年发生了多起精神病患肇事肇祸案：
5月24日，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凤凰中大道路段发生一起伤人案。行医院诊断为躁狂症——一种需要服药乃至住院治疗才能控制的严重精神疾病。
7月13日，编剧李亚玲发布微博和视频，称其在7月12日乘坐国航航班时，遭遇了自称“国航监督员”的旅客大声斥责其他旅客，并报警带走相关旅客的事件。后国航回应称该“监督员”患有精神疾病，已经很久没工作了。
7月20日，香港艺人任达华日前在广东中山参加商业活动时被人捅伤，嫌疑人陈某存在精神障碍（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俗称“妄想症”）。
11月5日，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雅塘村社区一小区9岁男孩被一成年男性殴打致死的事件，嫌疑人冯某华年曾因患精神分裂医院治疗。
立意分析关于精神病患肇事肇祸，最基本的社会共识自然是——精神疾病不能成为肇事肇祸的挡箭牌。这一点大家自然是都能够想到，可是怎样的立意才能够更加与众不同，拿到更好的分数呢？
实际上作为新闻媒体，想要正确引导舆论，就一定要能够看到复杂社会问题背后的深层次社会成因，这样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同时，同学们的评论中一定要能够体现出充分的人文关怀，因为这是主流媒体承担社会责任的应有之义。
其实有关如何对待精神病患的问题，从深层次上来看，是如何平衡社会中的特殊群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问题。许多精神病患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依据我国《刑法》需要对这部分病患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也就是说，部分精神病患在触犯刑法后需要接受的处罚相对于常人更少，那么他们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是否应该获得和常人等同的权利？如果要对精神病患的日常权利加以限制，那么应该如何限制、由哪些部门哪些机构进行？实际上关于精神病患肇事肇祸的问题，我们还有太多社会共识未能达成。而这也恰恰成为了同学们可以评论的点。
举一反三关于特殊群体利益平衡的问题，其实除了精神病患，还有很多——老年群体、青少年群体、女性群体等等。
比如今年深圳地铁设置“女性优先车厢”便引来了不少争议，支持者认为，女性车厢减少了乘车尴尬，对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很有必要；但也有人吐槽，这是“懒政思维”与“变相的性别歧视”，会加剧公共资源的紧张和“社会撕裂”；还有人表示：“比起女士优先车厢，更期待老幼病残孕车厢。”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文军认为，在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今天，男女平等的观念已有很大改善，有时出于好意照顾某一特殊群体反而会凸显和强化一种不平等观念，可能会伤害到受照顾的特殊群体本身，也会对不断进步的社会文明观念造成冲击。
平衡特殊群体的特殊需求与社会大众的公共需求本身就是一个难点，其内在的矛盾与张力需要全社会共识的形成，更需要社会整体文明水平的提升。“一个好的做法是通过大力宣传，提升社会整体文明程度，让民众学会对各类需要照顾的特殊人群予以最大的尊重和关爱。”
论据精选加强和完善对精神病人群体的社会治理，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承认精神病人的权利，让他们及时接受政府和社会提供的医疗治疗，减轻自己痛苦，也避免可能对家庭和社会的危害。事实上，一旦一种疾病不是个人能够控制、但是却可对自身或社会造成伤害时，已经从一个“私人事务”转化为“公共事务”，需要全社会采取集体行动。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很多都是贫困人员，他们的家庭负担也很沉重，政府和社会也有义务帮助这些群体能够渡过难关，这也是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
企业应如何对待精神病患员工的问题，这其中既包含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包含了文明社会中的法律与伦理的冲突。经过教化的文明社会保护弱者、体谅病人，企业对于精神病患员工的保护和宽容是人文关怀的充分体现。
关于企业与精神病患员工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问题，实则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企业能否在必要的情况下披露精神病患员工的病情，对其部分权利加以限制，这些问题需要达成社会共识。当代法治社会追求的是社会最大公约数，法律保护的是所有守法者，而非仅保护弱者。所以应该在给予精神病患群体人道主义关怀的同时，继续细化关于精神疾病患者让渡部分权利与隐私的相关条款，给企业以有效的管理权力，从而保障全体公民利益。
精选媒体评论01《精神病患犯罪，需要社会共治》北京晚报
11月5号，湖南长沙一名9岁的小学生，在小区里被一男子袭击致死。据警方发布的消息，施暴者曾因精神分裂症入院治疗，这意味着此人施暴时有可能处于发病状态，有可能因此免于刑事处罚。精神病是免死金牌吗？如何防止更多类似悲剧发生？相关话题成为这几天的舆论焦点。
“武疯子”攻击他人的案例，已非长沙一起，只是性质和程度不同而已。对待这类精神病患，公众的心态是惧怕与同情并存：虽然这些人病态施暴时难以自控，对他人的伤害令人愤怒，但他们毕竟是病人，人生充满不幸。值得注意的是，精神病患的家人同样苦不堪言，长期治疗的费用、反复发作的无奈、惹出乱子的隐患，都成为这些家庭沉重的负担，有些家庭不得已时，甚至采取锁链加身等极端手段控制病患，虽不可取，实属无奈。
无论是精神病人造成的安全隐患，还是对精神病人实施不人道的管制措施，都不是人们愿意看到的，更不应成为精神病人这个特殊群体的常态。一方面，为保护无辜的受害者权益，可以探讨修订法律，让精神病人以及监护人承担更多的法律责任，消除公众对滥用精神病患具有免死金牌的猜疑与担忧；另一方面，更应该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探讨如何既能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又能防止其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监管之道。
家人无疑是精神病患监管的第一责任人，但众多伤害案表明，单靠家人或特定监护人的力量肯定不够。即如长沙袭童案来说，多年来，凶手的父母也一直为其治疗，平时也尽量限制其外出，但在凶手病情稍有稳定时贸然停药，事发当日又疏于监护，以至悲剧发生。此案中监护人该当何种责任，法律会做出明断。需要反思的是，在家人认知不足、监护不到位的情形下，社会如何设置一道防护网，保障精神病患者的行为在可控范围内。
这张防护网需要各方合力编造，比如派出所、社区（街道）等单位要准确掌握辖区内精神病人的数量以及实际病情，协助解决病人的就医难题，为其家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扶，共同守好第一道防线，时刻锁住患者病情，从源头上减少极端事件的发生；治疗机构要科学诊断，建立医学档案，摒弃一治了之、出了院就不管不问的做法，建立动态病历并有相应的应急措施，为院外病情加一把锁；小区物业等社会机构也要有针对性地加大安保力度、强化防范措施，确保危险发生时能第一时间到场处置，把危害可能性降到最低。其中，政府尤其不能缺位，要在制度上、资金上为精神病患防护网兜底，建立公共干预机制。某种意义上，政府也应该是精神病患的监护人。
早在年5月1日起施行的《精神卫生法》第六条中，就有“精神卫生工作实行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家庭和单位尽力尽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综合管理机制”的表述，对于各责任方而言，或许需要更加明确的责任清单，形成无缝衔接的责任链条，共同保障好精神病人合法权益，同时最大限度地消除“武疯子”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一旦机制完善了，从监护人到政府责任更加明晰，不让精神病患成为安全隐患，那么，将来精神病就不能再成为犯罪的挡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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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不知道大家吸收的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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